湖南岳阳墙体广告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面对“文革”造成的全国乱局，邓小平义无反顾地开始全面整顿，“军队要整顿”更是响彻全军，他从抓军队整顿开始，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很快，他把目光转向了解放军总后勤部(下文简称总后)：总后确实是“文革”中的重灾区，林彪一伙在这里干了许多坏事。仅在总后机关，他们炮制出的所谓“反党集团”、“特务集团”、“特务叛国外逃集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等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就有35个，3500多人被立案审查，其中被打死、逼死的，就有143人之多。总后副部长汤平和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璋等被迫害致死。和上述问题有牵连的一些人，后来又多和“四人帮”的活动有联系。显然，要整顿总后乱象，必须找一个和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且有相当资历的人，前去总后拨乱反正。经过反复思考，邓小平选中了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张震：红军时期，挥戈奋战在红三军团;抗日战场，出谋划策在彭雪枫部;解放战争，赞襄军机于三野大军;抗美援朝，决战决胜于对敌一线;南京办学，儒将之誉响遍全军;“文革”罹祸，楚囚之身漂泊江汉……虽然身处逆境，张震始终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团伙泾渭分明，他正是邓小平心目中理想的人选!当然，张震由屈居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上调到总后工作，他本身也被“解放”了!
　　“‘文革’以来，林彪一伙对总后插手很深。……后来，江青等人又插手总后。”
　　1975年8月下旬，正在武汉军区组织演习的张震，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要他去北京一趟。到京后，粟裕代表军委和他谈话。当时，军委有个六人小组，由叶剑英副主席牵头，负责调整干部和要地部署，粟裕是六人小组成员之一。解放战争中，粟裕负责三野战役指挥，张震负责参谋工作，两人相交、相知甚深。一见面，粟裕开门见山：军委考虑，要你到总后当副部长，有什么意见?
　　听到这个消息，张震确实吃惊不小：“我思想准备不足，从未专门做过后勤工作，担心做不好。”见张震有顾虑，粟裕便进一步点明：“这次工作调动，是小平同志点的将。”
　　谈话中，粟裕还着重讲了国内形势，说到周总理的病情和邓小平同“上海帮”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张震遭到“文革”冲击，政治上已经“边缘化”，但依然很清醒：“我在军区工作，虽对全局了解不多，但对江青等人的言行还是很有感觉的。谈话间，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对时局的发展很担忧。”经过一番恳谈，张震决定接受任命：“既然军委和小平同志已经确定了，我服从组织决定，一定尽力把工作做好。”
　　9月18日，张震前往总后机关报到。当时，军委对总后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部长仍由张宗逊担任，未配政治委员，副部长除张震之外，还有贺诚、张令彬(挂职治病)、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孙洪珍等，还增设了顾问，有饶正锡、张贤约、李耀、李雪三。了解基本情况后，张震马上信心百倍：“这个班子中，绝大多数同志是老红军，都有长期的斗争经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有的还是我的老上级，宗逊同志红军时期就当过我们师的师长。我相信，只要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军委的领导下，是可以把后勤工作做好的。”
　　张震到职不久，叶剑英副主席找他谈话，字字句句语重心长：“自‘文革’以来，林彪一伙对总后插手很深。中央先后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主持调查。后来，江青等人又插手总后。所以，总后机关的清查工作和全军后勤的建设，任务都相当重。”
　　此时此刻，张震更加感到邓小平、叶剑英等对自己的信任与重托：“在八位副部长中，军委将我摆在了第一个，同时担任总后党委副书记，协助宗逊同志抓全盘工作，并且参加三总部联席会议，肩上的担子确实不轻。”
　　张震还是那个老习惯，到一个新单位，总会先做些调查研究。他到任伊始，就一边投入工作，一边抽时间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同有关领导交换意见，查阅有关文件和历史资料。经过一段时间，张震对总后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总后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也有着很好的传统，工作艰苦，作风朴实，任劳任怨，钻研业务，服务部队，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同时，新中国成立20多年了，后勤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不同于战争年代的新情况。比如，过去打仗，武器主要靠从敌人手中夺取，现在却要靠自己研制和生产，用军费去买。调研中，他也深深感觉到，自“文革”以来，总后建设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严重不纯，许多好的传统丢掉了，影响到后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0世纪70年代前期，每年全军的经费并不多，仅100多亿元，但由于买不到装备，装备费老是用不完。由于装备费用不完，王洪文就插手总后，把一部分钱拿到上海，购买当地生产的枪炮。对于这事，张震最为揪心：“因为不是兵工厂制造的，这些枪炮质量问题很多，根本不能用，买来就丢在仓库里，居然还说是什么‘路线枪’、‘路线炮’，简直是个笑话!”
　　对于“四人帮”与林彪集团的勾结，张震也有深切的感受：“总后党委也曾作出决定，要调整16名追随林彪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的工作。刚刚行动，‘四人帮’就公开插手，为这些人翻案，使问题拖了下来。”
　　“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
　　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张震面临着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当时，总后机关对干部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怎么办?张震心里也犯嘀咕：“我初来乍到，心中底数不多。”于是，他决定抓一下总后机关的干部队伍建设，挤时间到一些单位了解情况，找一些干部谈心，争取多一点发言权。
　　1975年下半年，在张震等总后领导班子的努力下，总后的局面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情况起了变化，形势发生逆转。11月份，“四人帮”操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极少数人，发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矛头指向邓小平。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风波，张震等人站稳了脚跟，正如他所说：“总后党委的多数同志是有不同看法和疑虑的。”在一次会议上，张震见到了邓小平。由于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见面，张震印象特别清晰：“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吧?他说：还好。我说：您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沉思着，没有接我的话题。我想，他一定有很多难处。谈话没有继续下去。”虽然没有深谈，但张震的真切关心，无疑打动了邓小平。
　　后来，“教育革命大辩论”愈演愈烈，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上纲的“调门”就更高了。江青等人到处插手，诬陷邓小平，迫使整顿军队的工作停顿下来。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也严重干扰了总后的工作：“总后党委原来设想的工作安排，都难以按计划进行。”总后的整顿工作，也陷于停顿!!
　　对于形势发生这样的急剧变化，张震思想上是有准备的：“因为叶帅找我谈话时，曾经交过底。”对“四人帮”的一些言行，张震和一些同志进行了抵制。在总后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张震着重讲了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讲了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讲了后勤战线应该如何继承与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讲话中，他还传达了毛主席对邓小平“人才难得”的评价，这在“批邓”已经形成狂澜的形势下，真正是难能可贵!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地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2月下旬，按照上级的要求，军委办公厅组织三总部领导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由总参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带队。在清华大学的党委会议室，迟群、谢静宜介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大放厥词。参加这样的“经验会”，张震非常窝火：“听着他们的胡言乱语，又不便当面驳斥，心里很不痛快。”
　　江青一伙极力诋毁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对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进行各种限制，明令不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吊唁，并责成各单位负责。于是，张震等决定在总后大礼堂为周总理设立灵堂，组织所属人员佩戴黑纱，分批吊唁，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
　　当时，“四人帮”把社会上流传的对他们不满的言论(比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当做“政治谣言”，严令各单位“追查”。显然，一旦查到谁头上，谁就得遭殃。于是，张震就给曹思明副政委打招呼：“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于是，总后的“追查政治谣言”的活动，也就不了了之。回忆往事，张震自己也感到欣慰：“我们用这种办法，保护了一些干部群众。”
　　1976年10月4日，张震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到唐山地震灾区慰问抢险救灾部队。5日下午，在返京的飞机上，陈锡联悄悄地告诉他，毛主席生前在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曾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想到，第二天即10月6日的晚上，中央政治局顺应人民的意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对于逮捕“四人帮”之前陈锡联对自己讲的话，张震事后仔细回味，认为“不同寻常”：“后来，我没有再同锡联同志聊过此事，不知他当时是否知道中央高层决策的情况。但我联系当时的形势，觉得这三句话很有分量，锡联同志此时向我透露，也不同寻常。”
　　“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四人帮”垮台后，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张震和总后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四人帮”横行时，对总后多方插手，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揭批“四人帮”斗争开始时，情况非常复杂：“一些有牵连的同志遮遮捂捂，不愿讲出真实情况;也有一些同志急于联系总后的实际，有的还进行人身攻击。”当时，张震高屋建瓴地指出，“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