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墙体广告 “漂泊到哪年？逃亡到何方？”70多年前的一天，著名的《逃亡三部曲》在重庆青木关的民众教学馆内唱响。歌唱的人，是一群逃亡到此的学生。
　　作为当年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本年85岁的况浩文对这么的场景仍然形象深入。
　　1939年5月，国民政府教学部迁至青木关，一大批国内闻名的大、中、小学也连续搬家（或新建）在这里，坐落青木关袁家沟的中大附中就是其间之一。
　　“四喜汤”、“八宝饭”无法消灭学生斗志
　　“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大附中分为两有些，一有些在青木关，被称作中大附中青校；另一有些在沙坪坝，是1942年增设的中大附中分校，被称作中大附中沙校。”况浩文说，1946年，青校和沙校迁回南京后兼并（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那时，在中大附中青校就读的学生中，大有些是随家人逃难到重庆的学生以及保育生，还有有些在青木关本地招收的优秀学生，从初中到高中，学生最多时到达1500多人。而校园的条件艰苦备至。
　　学生住的是竹壁茅屋，一间茅屋要包容一个班四五十名学生，里边没有电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无雨缺水。天天每个学生只能领到一盆清水，咱们笑称这是“四喜（洗）汤”——洗脸、洗脚、洗澡、洗衣服。
　　吃的是“八宝饭”——沙子、石子、谷子、甲由粪、耗子屎等都和在饭里。“好在每个月咱们还能打两回牙祭，通常是红烧肥肉，吃得那叫一个香啊！”况浩文通知记者。
　　校园条件如此艰苦，并没有消灭学生的斗志。
　　“那时，下课以后，报刊栏前老是人头攒动。”况浩文称。逃亡学生们尤其爱惜这有饭吃、有书读的日子，也愈加好学上进。那时，白日6节正课排得满当当的，黑夜还有2节晚自习，虽然教室没有电灯，但每个人靠一盏简便油灯也坚持读书。
　　在这么困难的办学条件下，中大附中仍然培养出许多国家栋梁之材。比方为中国“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衡高，也曾就读于中大附中青校。
　　10名韩国学生获特批入读
　　在中大附中读书的，不只有中国学生，还有外国学生。抗战时期，大韩民国暂时政府迁至重庆，暂时政府官员和眷属也纷繁随之来到重庆。
　　1938年末，经国民政府教学部部长陈立夫特批，中大附中青校接收了10名暂时政府官员的后代，其间一名仍是暂时政府主席金久的次子金信（读书时名字叫金申江）。
　　况浩文说，尽管金信是高官子弟，但当年的日子相同比较拮据。25年前他们曾在韩国相聚，金信通知他，那时嘴馋，他常常省下家里给的车费，走几十里山路到校园，只为在通过磁器口时吃碗“毛血旺”，再称半斤椒盐花生。几十年后，金信仍然难忘当年的那个滋味。
　　因为在重庆日子了5年，金信会说一口流利的重庆话，他不只会哼唱《逃亡三部曲》，还会带头领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中大附中结业后，他又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并于1944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召唤下参军，后来转入美国空军校园受训。
　　1993年，金信还专程到重庆来寻“根”，前往青木关观赏母校原址。在他眼里，即使半个世纪过去，“烽燧东举、弦歌西征”的校歌仍然盘绕耳际；莘莘学子挑灯夜读的场景似乎就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