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18日,革命军唐牺支部光复荆州。

荆州被光复后,马上成立了湖北陆军荆宜司令部,随即开始恢复秩序,办理善后,组织商民开市,同时设立总粮台于沙市,并在国计民生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对于当时的旧中国而言,荆州是清军在中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是继武昌、宜昌后湖北地区第三座被革命军光复的大都市。荆州被光复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鼓舞了其他地区革命队伍的士气,对整个革命进程起到了积极影响。

辛亥革命中,“振业实业”的口号十分流行。一些有识之士认定:政治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发展实业、振兴国运扫除障碍,而民国的建立又为振兴实业提供了一个良机。

由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特殊机遇,民族资本企业在荆州有所发展,资本的积累也有所增加。这一时期,最早的人力车行、最早的电灯公司,还有轮船公司、面粉厂、机器厂、袜厂、织布厂、农事试验场等民族资本占主导的实业和各类新式学校、最早的报纸等文化设施,纷纷出现在荆州大地。

修河堤、建学校、禁烟禁毒……各种除旧布新的举措也接连开展,荆州面貌为之一新。

荆州墙体广告总结得知，回眸过去的100年,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散去,辛亥革命所没有能够实现的那部分理想也正逐渐变为现实。刘作忠说,革命志士用生命去换来的改变并非只是单纯为了让后人能够纪念,而是为了能够把进步的思想传播开去。毫无疑问,辛亥革命最伟大的意义莫过于终结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带来了共和体制。辛亥革命在民主共和、文化、思想诸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永远是我们民族的财富。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把中国人由皇帝的臣民、奴隶变为国家的公民和主人,即使只是从形式上,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刘作忠认为,辛亥革命固然有着其自身的一定局限性,但毕竟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

在辛亥革命前后重大变革的历史关头,一大批荆州志士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中。从早期的日知会,到武昌首义前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从炮火中诞生的湖北军政府,到“二次革命”中反袁战场,可以说处处有荆州志士的身影。

张知本虽然后来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但作为从荆州走出去的民国法学大家,发布司法布告、甄别司法人员、建设司法机构、推行新法制,并参与草拟《鄂州约法》,还著有《宪法论》、《社会法律学》、《辛亥革命论》等法律著作,大大推动了民国时期乃至近现代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

而马修德作为一个天主教传教士,在革命军抵达荆州城外与驻守的清军交战之前,多次往返于革命军与清军之间调停,最终说服清军打开城门投降,在客观上使不少老百姓免受战乱,也保护了荆州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