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友人来到我们县，总要怂恿人家去羌村拜谒杜公窑，去“少陵旧游”凭吊古迹。但凡去过的人十之八九对杜甫的来此寓居表现出一脸的疑虑。的确，除了那通绍介天宁寺的石碑和几孔破败不堪的窑洞，别无任何佐证，难怪人家要揶揄我们说“傍名人都傍到古人那里去了”。

羌村，诗圣杜甫故居，位于延安富县县城西北之采铜川。这是一个藏起来的小山村，没有向导外地人几乎难觅其踪。

朋友的玩笑虽无恶意确有疑义，在引用史料举证释疑的同时，忽然觉得关于杜甫与羌村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甚了了，何以为外人道？杜甫是历史文化名人，他在鄜州的活动究竟是怎样的呢？当然不可戏说，更不敢瞎说，延安墙体广告就学一回哥德巴赫也大着胆子作一番猜想。

延安墙体广告猜测其举家北上的背景：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时代，这个大背景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坎坷遭际。唐明皇李隆基为杨太真所媚惑，由开创开元盛世的一代盛主而坠入温柔乡中不能自拔，宠信李林甫杨国忠，亲宵小而远贤人，朝政日见糜烂，民心丧失殆尽，胡儿安禄山遂有可乘之机。天宝十五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京城长安黑云压顶。安史之乱，兵燹连天，战火所及，生灵涂炭，杜甫举家北上正是为了逃避战乱，安顿家室。

延安墙体广告猜测其落脚鄜州的缘由

考察杜甫北上避难的路线图，隐约觉得他在离开凤翔时并无明确的目的地。那么为何最终要选择远离长安千里之遥的鄜州落脚？读《北征》、《述怀》、《彭衙行》等篇章，或许可以捕捉其行踪的大致情形，亦不难见出其落脚鄜州之缘由。当衣衫褴褛的杜甫一家一路经彬州（蒲城）彭衙（白水）奔波之华原（耀州）时，受到时任华原县令的老朋友孙宰的热情款待。在得知杜甫的悲苦境遇之后，慷慨指引他们一家来到自己的故乡鄜州三川县周家凹暂且安身。诗文“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是说孙家腾出堂屋给杜甫一家居住，可见孙宰的深情厚谊。难怪杜甫称颂孙宰“高义薄云天”，“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孙宰的高义还成就了杜甫此间所作的《三川观水涨二十三韵》著名诗篇。宋人晁说之在鄜州当政赞其诗云：意中无遗境，象外有余力。

周家凹所在的三川县是秦王李世民北征回纥时修筑的输兵输粮官道必经之地，如果叛军从长安向北追击肃宗所部，走这条官道最为便捷。杜甫对此不无忧虑，他必须为一家人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去处。也许是亲戚的帮助，也许是朋友的建议，总之杜甫来到了采铜川，并为羌村的山川地貌、自然形胜、风土人情所打动，诗人饱尝艰辛的心灵在这里找到了慰藉，于是购置田宅，寓居羌村。

延安墙体广告猜测其鄜州之行的动机

参阅《全唐诗》我们知道，在杜甫的阅历中，他与许多军方的朋友关系密切，如将军李嗣业、边塞诗人高适、下级军官严武等均有深交。杜甫寓居鄜州期间，也曾去延州游历，是否有在地方驻军中搬取勤王之师的意图，揣度而已，并无史料可以资证。但尝试解读他这一时期留下的作品，以及从后世文人凭吊他的诗文推测，杜甫热切期望在朝廷平定安史之乱中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是显而易见的。他从长安一路走来，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战乱造成的山河破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之所以急切北出芦子关，就是要向远在灵武的唐肃宗报告战争态势和战区状况，促使肃宗挥兵南下，平定叛乱。不虞命运多舛，反被叛军所掳，直至翌年才得谒见肃宗，被授予无足轻重的左拾遗之职。不料又因上书营救宰相房琯触怒肃宗，遭“墨制省亲”放还鄜州。至此忠君无果、报国无门，一腔心系社稷之热忱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