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墙体广告讯：今年大学毕业的小龙完成两次跳槽后，7月份进了自己满意的一家单位，找工作的事终于“尘埃落定”。
就在他决定“不再跳槽”时，班上39个同学中，有18位已经完成人生第一次跳槽，一些同学毕业两个月，已经第二次跳槽了。
目前，2013届大学毕业生离校已有两个月。一份由本报联合大湘网发起的调查显示，1048位受访者中，47.51%的人毕业后在第一家单位待不满半年就跳槽，55.15%的人参加工作头两年跳槽次数达2次或2次以上。这些人中，90后占54.96%。
90后毕业时跳槽如同家常便饭
在经历两次跳槽之后，小龙终于对现在签约的单位“感到满意”了。
2013届毕业生小龙走向社会的第一站，是进入某县级电视台。一同进这家单位的还有同班同学小曹。
半个月后，小龙开始讨厌这份工作，“我们想了解基层的人和事，但每天的工作不是开会就是跟某领导去考察。”两周后，他薪水都不要就离开了。小曹坚守一个月后，也离开了。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希望做传统的报纸，”小龙说，不久后，他应聘到某县一份不公开发行的“报纸”做采编人员。此时，小曹也应聘到了一家网络公司。
让小龙始料未及的是，这份“报纸”给他的工作内容一直是编采“单位企业来稿”。
“今天这个做得好，提高了效益，明天那个搞得好，引起了领导的重视。稿子都是县区里一些单位发来的，我们按这个套路编一些东西进去就可以了。”工作快一个月，他又连薪水都没要就走人了。
就在他选择跳槽的同时，班上多名同学也“跳槽不断”：6月，小林离开网络公司，到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企业宣传；另一位好友小孟也已离开签约的公司重找工作……
根据群里的聊天记录，小龙做过一个粗略统计：39位同学，除了8位至今没有工作的同学和2位不准备找工作的同学外，已找到工作的，有18位已经完成第一次跳槽。
小龙发现，“做得不开心”是大家群聊时常说的跳槽原因，“大家对钱看得很淡，如果单位不合胃口，何必强迫自己留下来呢。”
80后毕业时努力寻找人生方向
余雄伟从株洲某师范类院校毕业时，正是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他记得当年“就业开始变得困难，国家提倡毕业生创业”。
从学校进入社会，余雄伟并没有选择回县城教书。“读大学时就一心想做市场营销，”他毕业后跟另一位同学创立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主要向文化机构比如学校推销字典、词典。”
由于非典，学校等机构进行封闭式管理，公司当年9月宣布解散。这是余雄伟的第一份工作，仅干了4个月。
酷爱市场营销工作的他决定，到市场上学经验：他选择一家比较大的保健品公司，做起了保健品推销。底薪550元，外加提成。
6个月后，余雄伟意识到这是一份没有市场前景的工作。有一次，他跟一位好友聊天，发现很多类似他这样的毕业生都在“回炉锻造”：一些人回到技术学校重学一门技术，一些人花钱接受培训成为技术工。
这给他很大的启发：进入成人教育培训行业做市场营销，或是今后一条成功的路。
很快，他进入湘潭一家IT教育培训机构负责招生，兼一些文化教育课，底薪1200元外加招生提成和课时费。
2004年，国内培训业的春天来了。余雄伟的职业规划越来越清晰。不久，他离开这家公司来到长沙，在岳麓区跟一位师兄创立一家中小学生培训机构。
70后毕业时看重能否自食其力
1999年刘尔罗从湖南某中医学院毕业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政策从过去的统招统分，过渡到开始提倡“自主就业”。
“实际上就是双轨制：在市场找不到工作，你可以向国家要分配。”刘尔罗所在班级的24个同学，就他和另外一位同学选择自谋职业，22位同学“服从国家分配”。
从衡东县进省城念书的刘尔罗，跟当时每一位进城读书的学生一样，对户口十分看重。
1999年1月，刘尔罗被派遣到贵州某药企实习，5个月后，厂方通知他可以留下来。刘尔罗希望自己的户口能留在长沙，但这家药企表示无能为力。
回到长沙的刘尔罗开始找工作，不久应聘到浏城桥附近的东风制药厂。他清楚地记得，户口落在“胜利路326号”，如今这个地址早已不存在。
刘尔罗第一个月工资只拿了253元，但他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253元能干什么？盒饭3块钱一顿，一天伙食费8块钱，这足够他活下去。
“毕业后如果不能养活自己，还向家里要钱，在同学中间是件很羞耻的事。”坐在书院路一家茶馆里，刘尔罗这样回忆当年毕业时的情形。
按照他的总结，当时几乎每位大学毕业生的首要任务都是找个单位，稳定下来，不要随便跳槽。“父辈给我们的教育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所有成功的人都是从最基础的做起的。所以我们不挑剔，不计较，从最底层做起。”如今，他已是一家大药企的区域经理。
工作头两年，尽管工资从200多元涨到1500元，但刘尔罗从没想过结婚和买房买车的事。2002年初，他的父亲过世，母亲由他赡养，“我才发现我必须找一个有更高工资的工作。”
工作两年半，刘尔罗才完成人生第一次跳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