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回顾
吴理财、张良（2010）从农民精神信仰的缺少分析了当前农村基督教文化的盛行原因，及对国家基层政权权威的冲击，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丁忠甫（2007）基于皖中某村的调查，以新农村建设为基本背景，从基督教对当前农民的基本功能分为“遗传型”基督徒、“灵验型”基督徒和“传递型”基督徒。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断满足农民精神需求，扩展公共活动空间，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满足贫弱阶层基本的物质需求，在农民的生活起居、医疗安全健康方面给予保障，这样当风险来临，当社会变化时，农民才不会惶恐不安，也才能有坚持不变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逐渐取代基督教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刘智华（2006）从社会历史、市场经济的随机性和基层组织的组织性三个方面总结了农村基督教盛行的原因，指出从发展农村生产力水平，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做好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对策思路，农村生产方式落后，农民抵御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有着宗教产生的自然基础[1]。刘宇征（2010）认为农村宗教是农民表达对现实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应采取辩证态度看待农村宗教的盛行，加强宗教管理。由于人均占有资源不平衡，再加上个人能力有高低，机遇也有所不同，近年来，农村出现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象[2]。本文重点分析基督教中信徒们经常的互助合作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源扩展的纽带，以特有的方式活动着。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一场突如其来的任何风险都足以使其掉入生存线以下。农民参与基督教的行为，不同于城市的宗教信仰，从其行为的本质而言，农民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互惠行为，以抵御社会风险为首要目的。
二、农村基督教的盛行
基督教①作为西方的外来宗教，自唐朝时传入中国，曾多次遭到驱遣。自传入我国（初唐时的“大秦景教”）以来，至今在我国已有1500年多年的历史。历史上，基督教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蚕食、文化奴役和思想牵制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团结各方面积极力量包括宗教界爱国人士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我们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重新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宗教政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将其写入宪法，恢复了宗教在我国的合法地位，尊重人们对信仰的选择，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已从改革开放初的300万猛增至现在的1亿左右， 其中80%的在农村。近年来，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盛行，反映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和公共活动的缺失，同时，通过基督教信仰的媒介作用，信教农民可以得到小群体的帮助，正是在互助中抵御一定的生活和生存风险。
本文是利用2010年暑假期间，在本人的家乡河南省南阳市H村进行的调查，为了深入了解信仰基督教民众的特点和基督教文化盛行的根源，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形式进行的。共发放问卷130份，收回126份，有效问卷122份，有效率93.3%。从被调查者的年龄看，最小的年龄是21岁，最大的76岁，平均年龄56.8岁。各年龄段的分布为：20-30 的5人，占4.0%，30-40岁的11人，占9.1%，40-50 的32人，占26.2%，50-60 的40人，占32.8%，60-70的28人，占22.9%，70岁以上的6人占4.9%。从文化程度看，最低的文化程度是文盲，最高的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平均受教育年限是4.8 年。其中小学及小学以下的的86人，占70.5%，初中文化程度的的27人，占22.1%，高中文化程度的3人，占2.4%。从健康状况看，曾经得过大病的21人，占17.2%，经常有病的25人，占20.5%， 身体不太好的38人，占31.1%，感觉身体还不错，不经常生病的28人，占23.1%。从以上的调查情况可以看出，参加基督教的信徒年龄比较大，这与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大量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有密切的联系。史清华（2009）在大量的调查中的数据证明：在2002年时，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9.92岁，到2003年则增大到42.67岁，到2004年则进一步升高至46.38岁，上升速度相当惊人，年平均增速达7.78%。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户家庭留守人员的老化现象明显[3]。更让我们值得警醒的是农村留守老人增多，缺少家庭间子女的照顾，国家应对农村老龄化问题时不仅仅是物质帮助，更应该加强组织文化建设，老年服务工作更为紧迫，利用农村村社已有的社会资源，提供农村老人服务的可及性，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程度比较底，平均受教育年龄只有4.8年，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从总体情况看，身体不太好和曾经得过病和经常得病的比例占到了68.8%，农村合作医疗虽然部分缓解了农民生大病“看不起病”的问题，但日常的医疗服务远远不能满足村民的需要。并且，基督教小故事里经常宣讲的可以治愈疾病的事例就吸引着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民参与到基督教中，希望通过信教治愈自己的疾病。{#PageCon#}
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原因统计见下表（多选，有效比例之和大于100%）。
从以上参加基督教的原因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因为生活上的互助和强身治病的比例占到总数的85.4%，侧面表明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强烈的社会保障需求。
三、社会转型期社会风险的增加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局限
1.社会风险的增加
随着人类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的技术给人类带来了丰裕的物质财富，不断提高着人类的生活质量，也给人类带来了不断膨胀的风险，风险社会下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每个人都身不由己的卷入其中。当然，农村居民也概莫能外。风险社会的特点有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的隐蔽性、风险的快速传递性、风险可能的平等性和风险后果的不平等性。在应对风险的后果时，财富的多寡，应对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越是贫穷的人群[4]，其生存环境越恶劣，风险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多，造成损失的相对程度也越大。农村居民在财富的占有和抵御风险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弱势地位。例如，在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 城市的污染物大量转移到农村地区，造成了土地、饮用水、空气的严重污染，影响了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由于污染的普遍性，受害居民很难有效组织起来获得赔偿，这或许可以从农民获得救济的途径有限或者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得到解释[5]，但是，身处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民是最大的一个受害群体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到国家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了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1956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通过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 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做了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的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障他们的吃、穿和柴火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注意社员在劳动中的安全，不使孕妇、老年和少年负担过重和过多的体力劳动”，“对于遭受不幸事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社员，合作社要酌量给以补助”。在合作化时期，农村居民的生活可以得到集体的基本有效保障，在调查过程中，通过对经历过合作化时期老人的访谈，也证明了合作化时期农民的生活困难，老弱群体都可以得到集体的帮助。并且，除了集体劳动外，集体活动非常丰富，天天唱着“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曲，当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没有现在丰富多样，但精神生活是快乐的、充实的。向往着毛主席描述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到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重要会议，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的土地以人为基数进行了均分，集体的农具等各项公共财产都进行了“瓜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激励，农村经济和大部分农民的物质生活在短短几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集体的瓦解，使农民的社会保障又回到了农业封建社会时期的以家庭保障为主的阶段，疾病、老年、意外事故等风险主要靠家庭成员的分担。
然而，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保障已不同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庭保障。（1）家庭成员的流动性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集中生产与消费为一体，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家庭成员必须互相依赖，才可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封建社会下，严格的户籍管理约束人员的流动。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推动下，社会人员的流动是必然的社会现象， 特别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严重削弱了过去的稳定的家庭结构，从而造成了家庭成员间相互照顾的体系难以维持。（2）道德约束力的下降。传统的伦理道德是维系家庭保障的重要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孝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血缘地缘范围之内，“熟人社会”的伦理规范约束着村民的行为，任何违反惯常的行为都会受到宗族、邻里的舆论谴责而得到约束。孝敬父母为最大的美德，任何村民都不敢贸然违反这样的道德规范而被孤立。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现在的农村社会已经进入“半熟人社会”，与外界信息交流的频繁，也逐步改变了村民的价值体系，市场经济的“唯利益至上”改变了传统道德规范的权威地位。许多农村地区的“抛弃老人”现象的频发引起了我国对重建中华传统道德的现实困境的思量。{#PageC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