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留守老人是伴随着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而临的隔代抚养和自身养老的双重困境，显示出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老年人成本支出的缺位。选择伦理的角度来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现象，有助于加深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层认识，进而制定出更加符合农村老人生活状况和养老需求的社会支持体系。
[关键词]亲子伦理;农村;留守老人;反哺
农村留守老人现象，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所谓“民工潮”而产生的大量农村老人，以及因无法享受传统家庭的赡养方式而遭遇到的诸多方面的困难。该现象的实质是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缺少成本支出在老年人身上的反映，是城市对农村的无情掠夺和相关责任的缺失，也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社会发展的结果。本文之所以特别强调以亲子伦理的角度来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现象，是因为随着银发浪潮的来临，关注老年人就是关注社会的发展。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就是对社会弱势人群的真正关心，有助于加深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层认识，进而制定出更加符合农村老人生活状况和养老需求的社会支持系统，继而从伦理的角度构建支撑社会养老的稳固体系。
一、亲子伦理关系的重要性
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的重心，是父母和子女之间浓郁的情感表达方式。父母在生育抚养子女的过程中，既体验到生命自然延续过程中的喜悦与感动，也体验到了神圣的生命责任所带来的充实和完美;在确证了个体生命对于后代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和成熟，并且在这种体验中意识到生命的无限延展性。子女在赡养孝敬父母的过程中同时也体验到了与父母之间那种割舍不掉的永恒关系，体验到家庭责任在自己身上的无限延续，学会了分担责任、分享快乐，并把这种情怀延伸到社会生活中而独立坚强。也正是父母子女之间这种围绕着抚养、赡养而展开的双向情感连接，构筑起了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法律方面诸如财产占有和继承等法律确定的权利义务。同时在以亲子伦理为基础的条件下，个体社会化得以在家庭中顺利完成。一方面，父母把自己拥有的所有生活经验和生活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子女，教导其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并敦促其形成合宜的交往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使其学会恰当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初步适应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孩子在观察父母的行为方式、体察父母的价值观念的同时根据个体的需要和环境的作用内化和展示着自我成长的方向和成果，进而把这种成果从家庭伦理中延伸到社会生活中去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整合。
这种充满了脉脉温情的亲子伦理使整个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格局得以最终实现。在我国传统的亲子伦理体系中，以亲子伦理道德为起点、以社会政治目标为归宿，有机地把个人道德与家国政治结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其中，亲子伦理的核心与基石是以尊老为主要表现的孝道。所谓“孝，德之本也”。孔子倡“能养”，孟子崇“尊亲”，无外乎都是在强调对老人的“敬”。尽管这种“敬”深厚的社会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关系和天然的血亲关系，但是却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淀成了一种集体意识而使赡养父母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良好习惯，继而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日益内化成个人的自觉，进而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约束机制，成为人们行为的尺度和评判的标准。这样，父慈子孝当然地成为了家庭幸福、人生完满的一个重要构件。尽管这种对父母的“敬”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因感情血缘等差异会有亲疏远近之别，但是人们尤其是历朝统治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都把是否能够事父母当成一个重要的裁决准则，并企图将个体道德修养引向安邦治国、平定天下等政治抱负，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治理境地，从而也通过家庭伦理维护和支撑了对社会的治理。
今天的中国己经进入了银发时代，未富先老的格局和家庭式养老弱化而社会化养老不足的现实使得中国的养老问题异常严峻，充满了脉脉温情的亲子伦理对当代中国的养老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养老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化养老系统对农村养老系统的支撑还很薄弱;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影响深厚的农村老人无论从生活上还是从心理上都依然非常强烈地依赖以孝文化和孝伦理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为此，可以说提倡和发扬亲子伦理在农村养老中的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有力的“伦理支撑”。
意味深长的是，在广大农村，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留守老人而言，家庭和社会对其提供的经济供养、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方面都远远不足，由此而带来了留守家庭亲子伦理的脆弱性，解构着我们社会赖以支撑的伦理体系。
二、留守老人家庭亲子伦理系统的脆弱性
亲子伦理是调整亲子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准则，是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组成部分。亲子伦理包括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以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为主要内容的养育伦理，二是以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为主要内容的孝敬伦理。这两个方面关系紧密，缺一不可，共同构筑了和谐的家庭关系和有效的伦理秩序。可是在留守老人家庭，亲子伦理系统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1.亲子伦理中“反哺”形态的弱化加剧了代际倾斜
从中国家庭伦理视角来看，子女赡养父母是对父母养育深情的“反哺”。这种“反哺”不仅要出自于尽份的义务层面，还应当出自于自觉的责任层面，不仅仅把侍养父母看成是一种不得不遵守的社会约定，更应当出自内心的真诚和喜悦，为父母提供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赋予养老这一社会义务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使之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所以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儿子承担着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的主要责任，女儿则更多地承担着与父母尤其是与母亲的情感交流，为母亲提供倾诉的机会和对象。这种状况基本上能够维系父母心理的平衡，带来家庭关系的和谐。可是随着子女的外出，阻断了亲子间经常性的面对面互动，使得老年人最期待和最羡慕的子孙绕膝、天伦之乐成为奢望，导致留守老人的需求满足度很低:平时生活几乎是自我照料，甚至生病时也可能缺乏子女的关爱;希望与子女共享天伦，沐浴家庭温暖而不得;渴望参与社会，与他人进行充分的人际沟通，但由于承担着繁重的土地劳作、琐碎的家务活和对孙辈的抚养照料等工作，而不能获得;农村社会的日益空洞化，也使农村老人的相互支撑变得更加困难。老不一定有所养，不一定有所医，自然谈不上老有所乐!所谓“静寞夕阳”便是对该状况深沉而又无奈的叹息，也多多少少地显示出了一种违背人伦和社会发展本意的格局而产生不仁不义不伦不善之虑。同时，这种局面也使得本己经非常明显的代际倾斜更加严重，使得“尊老爱幼”这一蕴含了生命运动最高哲学的伦理教化在断层中难以为继，使得孝道为先等伦理思维被以个人挣钱为主旨的工具理性所取代，并通过社会辐射强化这种思维，以至于对整个农村养老形势乃至整个农村亲子伦理、家庭伦理产生重大影响。
2.隔代抚养彰显了亲子伦理的不平等性
从公平和人类的生命周期来看，代际关系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体现了亲代与子代之间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相互保障关系，是一种基于公平原则的“哺育”与“反哺”关系。但是中国的父母普遍具有的“代际倾斜的文化心理”使得他们普遍地表现出了对儿女的奉献和牺牲远远大于儿女对父母做出的义务和本分。民谚“娘想儿，想断肠;儿想娘，扁担长”道尽了其中的玄机和微妙。在这样的文化心理浸染中，在现实家庭需要的呼唤中，留守老人们不仅承担着城市对农村进行剥削的所有后果，而且“他们本身又在经历的或正在承受着城市对农村剥削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代际之间的剥削，且这次剥削方变为了他们远在城市务工或生活的子女”[3]。这种剥削一方面来自于繁重农务的负担，更是来自隔代抚养的压力。当子女们在貌似广阔的城市中寻求安身立命之时，并没有办法对自己的子女尽到应有的义务，只能把孩子暂时交给自己的父母代为养育，人为地打破了自古以来亲子间的双向平衡。当这一现象在农村普及并成为理所当然时，将使得农村的社会生活伦理导向以下的境地:
首先，弱化了留守家庭中子代对孙辈的抚养责任，加剧了留守老人的负担。虽然老人们在照看孩子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享受了天伦之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子女照顾不周而导致的情感缺失，但是这不仅使其老年生活更加操劳，而且还会承受着监护孩子可能遭遇的所有责任而使老人背负沉重的精神枷锁。尽管如此，社会依然担心隔代抚养对于儿童成长的负面效应而质疑“21世纪爷爷奶奶有资格带孙子吗?”。这种两难境地更给本来浸润着浓浓亲情的隔代抚养蒙上了一层阴影。
其次，老人的孙辈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关爱，对他们的成长同样不公平。家庭教育包括生活技能、情感和道德教育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将导致孩子成长的障碍。如若把孩子的教育归于祖辈，则这几个方面的实现都会存在诸多问题。对于农村留守家庭来说，祖孙年龄差距约50岁，且大多数文化水平低，甚至是文盲。对于社会发展态势、儿童教育理念等宏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