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
摘 要：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西Z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切入口。 通过从Z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 并通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 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宗族组织；态度；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一、问题提出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农村宗族组织开始大量复兴。 农村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与传统的宗族相比又有着新的特点。农村社区也在社会转型期中展现出许多新特点， 村民与农村社区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了解目前农村宗族组织发展现状，讨论村民与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 还体现着传统与现代的对弈。 因而，部分学者从农村宗族组织入手，来认识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1]。 笔者认为从村民对宗族组织态度入手，开展农村社区研究是一个较好的切入口。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来收集资料， 访谈提纲的设计主要参照了肖唐镖的研究成果。对 Z 村的实地调查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2011 年 1 月—2 月，Z 村过春节并参与苏氏兄弟会聚会和苏氏理事会聚会， 收集关于两个组织的运转方面的材料，并基本了解村中农民的节庆生活；第二阶段从 2011 年 7 月—8 月，到 Z 村开展个案深入访谈，并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第三阶段从 2012 年 7—8月，重访 Z 村，并补充调查一部分外出返乡农民工。
（二）个案村宗族组织现状
Z 村是多姓村，有苏、罗两姓，苏姓人占 90%，村民的经济状况一般，不同姓氏之间相处比较和睦，一般没有大冲突。 村中的苏姓根据祖先居住地不同分为两个支派，分别是隔岸苏和祠背苏。本文研究对象之一苏氏兄弟基金会就是指隔岸苏这一支形成的组织。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为代表的 Z 村中的苏氏村民的宗族行为。 苏氏兄弟基金会成立于 2007 年，其范围主要包括 Z 村中隔岸一支的苏氏兄弟，共 260 人，占 Z 村总人口的 40%左右。苏氏理事会成立于 2007 年，是一个比较成熟和健全的民间宗族组织。 苏氏理事会的范围包括了该市所有的苏氏族人，涉及人口约 2 万多人。该机构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以 Z 村苏氏为主。 这两个宗族组织与传统宗族不能完全等同，但也有着相似之处[2]。
三、村民对宗族组织的态度分析
本次调查将 Z 村当做一个整体来进行访谈调查，共访谈了 31 名村民，其中深入访谈 26 人，本文主要以这 26 人的访谈材料作为主要研究材料。
（一）村民们加入宗族组织的原因
肖唐镖认为： 村民们加入宗族组织除了是归属感的需要外， 还有受到宗族组织对农民参与的要求和压力[3]144。 笔者通过深入的访谈，并且按照具体情况，设计了“你为什么愿意交 5 块钱”的问题，来询问村民们加入宗族的原因。 发现村民中确实存在着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亲近社会资本方面的原因。
1.归属和保障的心理需要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乡土和“根”的情结非常深。常见的成语“叶落归根”，表达的就是生命对于归属感的追求。 这种“根”的情结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生命本源的崇拜，因而希望以宗族为载体，通过发展宗族，来保留和强化自己的生命本源[4]。
苏氏兄弟会在保障方面起的作用是苏氏族人加入该组织的另一个心理原因。 一方面主要是受到 Z 村原有的宗族互动的影响。由于这两个村中的生活水平总体为中下，在红白喜事中互助还需要互相依赖；另一方面，社会风险增加，而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建立中。 如外出事故、重大疾病发生的几率增大，个人的力量难以承担。为了实现风险的共担，苏氏族人愿意加入苏氏兄弟会。
2.迫于“熟人社会”的压力
费孝通对于我国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的见解，由于其准确性和形象性，被许多乡村研究者广泛引用。熟人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乡村中彼此间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非常熟悉彼此的人品、个性，并且会对个人形成一定的舆论评价。 所以，村中的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往往会受到压力的影响。接受访谈的部分村民，在回答“你为什么愿意交 5 块钱时”，代表性的回答如下：“他收就交，我也不给他（别人）讲我，我也不去反对，他不讲我就行了。主要是说，这些是集体的事，你就得跟，你不跟别人会讲你的闲话。 ”
调查中发现，受到“熟人社会”压力影响的多为女性，也就是那些从别的地方嫁到村里的苏家媳妇们， 大部分苏氏女性都为了规避舆论压力，不会在几块钱上计较。这与村落中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守村中有关。 此外，这种“熟人社会”的压力，同样作用于那些在村里长大，已经举家到城里定居的人们。他们虽然远离村庄的生活，但是逢年过节，清明重阳总会回到家中祭拜祖宗。为了自己的家人不被村里人指指点点，也为了表达自己对家乡的关心，巩固与家乡的联系，获得名望上的收益，这些进城的农村人往往会踊跃参加，并且愿意多出一些钱。
3.亲近社会资本的需要
社会资本理论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是目前西方学术领域主要的理论流派之一。 目前国内的学者对于农村社会资本与合作的研究是农村研究的热点。其中周红云总结出了农村中社会资本的四种类型：一是因家族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 二是因功能性网络而形成的社会资本， 三是因象征性符号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四是因一般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5]。 宗族组织建立在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间， 具有充分的信任和熟悉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的网络，就属于其中的第一种。 大部分苏氏族人加入宗族组织更加看重这个因素。
由于与苏氏兄弟会相比， 涉及全市范围内的苏氏理事会当然地具有人数多、资源多的优势，所以村中苏氏兄弟加入苏氏理事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亲近社会资本上。
（二）村民对宗族组织的参与和认识
对于村民的参与， 目前村中的苏氏兄弟会主要运用集会的方式。 每年趁大家都回村过年人比较齐的时候，一般选择年初一晚上开展集会，所有隔岸苏的男丁都集中到发起人 X 的家中开会，在会上听主讲人报告基金收支情况以及苏氏理事会的最新通知后， 每位男丁缴纳 5 元的份钱，会议就结束了。被访问的村民们大都每年都踊跃参与，交上份钱。 如果有事不能参加，也会请人代交。 村民对于苏氏兄弟会大多认为是加强团结，互助的好事。
而村民参与苏氏理事会则有些不同之处， 苏氏理事会主要采取聚餐和发起者对外联系的方式。 2008 年开年的第一次聚会时， 除了少部分持怀疑态度的村民外， 村中大部分苏氏兄弟都在初五到了某大酒店参加了聚餐。但是接下来的两年里，根据笔者对签到本的查阅，参加的人数却在不断减少，从 2008 年 234 人，减少到 100 人左右。 究其原因，首先是参与不方便，两村到该市需要接近 3 个小时的车程；其次，村民难以受益。由于苏氏理事会涉及整个市“三区一市一县”范围内的苏氏，人数较多，资源的分配上就会比较分散。 即使集资上去，也很难用到周围人或者自己身上；最后，迫于经济压力。 由于在苏氏理事会的聚餐上有自由捐助的环节， 这使得那些家境一般的人觉得自己捐少了会没面子，所以选择回避。捐助的钱主要用于在市区建设苏氏理事会的公共地点和进行贫病资助。
在对外联系方面主要由理事会的发起者———该村村民———现已在市里定居的 Y 来进行，据悉，目前他已经以代表全市苏氏的身份参加了多个不同范围内的苏氏恳亲大会，加强对外的联系和宣传。
两个宗族组织共同存在于 Z 村苏姓村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