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高小农组织化程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独依靠制度安排很难取得预期目标，也需要依托文化观念的规范。透过千变万化的农民组织形式，本文归纳出小农组织化的四种组织原则来源，即差序格局的组织原则、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平等契约式的组织原则和宗教信仰的组织原则，并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农民组织其实是这四种原则的混合表现形式。
[关 键 词]小农组织化 组织原则
所谓组织原则，是一种政策性的说法，在学术术语中，可以称之为关于如何组织起来的观念基础，是组织文化的内核。组织起来需要选择或者形成某些组织制度，但制度需要人的认同，让人们接受某些这样的组织制度而不是那样的组织制度，需要一些文化观念来支撑。这些观念界定了组织的制度知识、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和组织权威的合法性，等等。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普世性的组织原则有两种，一种是科层制的，另一种是人际网络，这些组织原则可以称为第一级原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有文化差异或者时代特征的第二级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原则相互搭配在一起，才能使得利益不同的主体凝成一体，成为一个比较紧密的可以开展集体行动的组织。纵向地看，我国小农组织的发展史上先后存在或引进过三种组织原则，它们分别是传统的组织原则、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平等契约（包括市场契约和民主契约）和宗教信仰的组织原则，它们的形成过程、相互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要发展新型组织化，必须从历史中寻找启示。
一、 差序格局的组织原则
一般认为，“关系”是中国人组织起来的最基本原则。但很显然，这不是中国的专利，否则，就不会有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网络分析方法了。但是，对于强关系的依赖，或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早期人类学家眼里的所谓文明国家里，少有他国具有中国这样发达的强关系。这些强关系可以分为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学缘关系、地缘关系等。所以，中国会存在很发达的宗族组织、朋友圈子、同学组织、地缘组织，等等。不同程度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搭配起来，就出现了环绕每个人的差序格局。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以强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到底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利器，还是障碍？很多人认为，中国人依赖强关系的倾向是中国人组织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但更为中肯的说法是，这种文化模式既是障碍也是桥梁。它是通向更大范围组织的障碍，也是解决小范围问题的桥梁。
人们在论证中国农民的合作能力不足时，最常列举的几个着名判断包括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孙中山所说的“一片散沙”论，梁启超的“公共精神缺乏”说，晏阳初所说的“愚贫弱私”，以及梁漱溟的类似感慨，还有近来曹锦清先生的“善分不善合”判断。其实，这里面存有一个重要的分别。当他们发出以上感慨的时候，目的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表达了这样一个认识：这些农民还远不是公民，难以形成超越传统社区的共同观念和集体行动。但是，他们并没有否认农民在传统社区范围内还存在大量的集体行动。
比如，马克思说：“法国农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可见，他的问题意识是农民是否是一个阶级，能否开展阶级斗争。他并没有否认农民之间存在“地域的联系”。同样，广为流传的“一片散沙”论也有值得厘清之处。孙中山曾经这样讲到“一盘散沙”的观点：“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人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孙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人不是不团结，而是团结的范围太小。梁启超的“公共观念”缺乏论来自《新民说》中的“论合群”一节，他讲得最彻底，说“惟国民之大群不能，即一部分之小群亦不能也。”其实，他也承认，“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贤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可以使之有可以为一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又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人之资格。”所以，梁启超也不可能认为中国人彻底无法组织，更多地是感慨中国人缺少民族观念。晏阳初也不例外，他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这里，他的“克私”之方，其实是公民教育，而不是团体教育，足见他改造农民的时候，其实是抱着改造国民的目的，他所关怀的不是如何更好地解决乡土内生的种种问题，而是反过来希望农民帮助解决中国全局的大问题。这一点，即便是最有乡土情怀的梁漱溟也是承认的。他在总结了自己在乡村建设运动遇到的困难时说：“中国的革命，大多数老百姓是被动。自过去的变法维新、两次革命，以至今日乡村运动，均不免自上而下。许多难处，由此而生。”
如果我们不是抱着过于宏大的目标来要求小农，那么我们得承认，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困境。而且，还能够组织起集体或民营的经济组织，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成就。问题的另一面也是对的：农民确实不善于解决超出乡土逻辑之上的公共问题，这就是“善分不善合”之说的一种本意。农民善于解决私事，也善于解决放大的私事，或者可以化公为私的事，但在此之外的公共领域，农民往往出现了合作障碍，难有作为。这不仅是农民的缺陷，也是国人的普遍缺陷。
尽管用现代的目标或者国家的目标来要求传统的乡土的小农，有些不合理，但是，他们毕竟是这个社会的主体。百年来的思想者们不得不努力从传统组织逻辑里发现组织现代国家的药方，他们对传统组织逻辑及其实践者的要求不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首先，传统的组织逻辑本身并不是针对小范围事务而提出的。我们说农民不善合作，但未必就是差序格局的组织原则出了问题。还与很多具体条件有关。在某些条件下，差序格局的组织逻辑也能解决大范围的组织问题。比如领导人的克里斯玛气质越强，服从者必定越多，极端者甚至具有宗教色彩。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大范围的组织里，领导人越没有私心，越能够照顾到差序格局边缘或者下层人的感受与利益，那么，这个组织也就越稳固。在不平等的格局中，以上事下谓之仁，以下事上谓之智。一个足够强大的上能够对下以仁，就可以赢得下的尊重和拥护。这其实就是一种儒家传统。儒家传统所界定的差序格局，并不能等同于今天口语中的关系。它超越了个人小圈子的概念，道出了在大范围内建立不平等的秩序的条件：上对下承担责任，下对上承担义务。这种儒家的理想，看似迂阔，但是，目前国内甚至国外成功的民营企业，其领袖往往就具有这种风范。
其次，是否可以从小范围的团结过渡到大范围的团结？比如移孝作忠。孙中山就相信这种过渡的可能，他曾认为在民国时代，百姓的祠堂里仍然有悬挂“忠”字的必要。既可忠于君，亦应可忠于国，甚至于忠君与忠国混同，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做法。梁漱溟似不赞同这种简单的直接放大，他的逻辑是倒转过来的，他认为如果社会组织得好，国家统一自然就有了根基。说：“将外国统一的法子，倒转过来就是中国统一的法子。那就是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即所谓“社会统一则国家粗安”。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的小团结恰恰阻碍了大团结的出现，这看似有理。可今天的事实是，虽然小团结已趋瓦解，大团结却无明显增进。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中讲到之所以国人不合群，原因有四：公共观念缺乏，对外界说不明，无规则，妒忌。其中，对外界说不明和无规则其实说到了中国人传统组织的要害，中国人的组织往往本身是团结不足的。到底是这些团结乏力的小范围组织阻碍了更大范围的团结，抑或是这些导致小范围组织团结不足的原因同样妨碍了更大范围的团结？这样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也说不清。因为，国家的建构不完全是由文化或政治因素决定的，它必须要在历史演变中曲曲折折地找到出路。
进一步地说，我们在讨论小农组织化的传统逻辑时，不能只看到中国人营造不平等的差序格局的能力，还要看到中国人对于某些天理公道的诉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最独特处在于，他发现，中国人除了可以用关系来组织之外，还能用理性组织起来。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只是认“情”，还认“理
